部分民办中职招生黑幕生源卖6万向农村学生开刀

一个生源卖6万,专向农村学生开刀?部分民办中职招生黑幕重重

半月谈记者赴湖南部分“生源大县”调查,发现民办中职招生领域存在一条以招生贩子为纽带的灰色利益链,以虚假招生宣传、预收学费、疑似买卖生源等手段,将学生“人头”卖出高价,黑手重点伸向农村初中学生。黑幕背后,是对学生价值的盘剥。

贺玉凤记得,那几年,这个靠近妫水河的村子,有越来越多的小汽车开进来,河边也有了成群的钓鱼人和游客。到了周末,河边几乎坐满了人,他们在树林里拴吊床,吃烧烤。

丈夫彭玉钟说,从妻子开始去河边捡垃圾起,他们家的小院就渐渐变成了“垃圾分类示范区”。

——从源头化解民办中职“招生难”与“生存难”。据了解,目前低质量民办中职数量高企、地域间分布不均的现象长期存在,不少“生源大县”成了跨区域“抢人”的恶性竞争重灾区,进而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大家都在抢,不抢就活不下去。

张钰原本计划在7月2日这天晚上,和舞蹈队里的高三陪读妈妈合影。但当天大雨下了一天,没人到广场来,这让她颇为遗憾,“往年队伍里有人离开,都会拍照留念,然后到饭馆里聚餐,一起唱唱歌。我重感情,每年搞完(聚会)都会哭。”

她的健身舞简单易学,能够吸引不同年龄阶段的家长。每当夜幕降临,在她身后,往往会站着上百人,音乐声响起,众人盯着她的动作,随着摆动身体,直至音乐声止、衣服被汗湿透。

部分民办中职为何舍得花数万元“买”学生?答案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生源就是财源。

“再多的烦恼也要忘掉”

但过多的“关注”落在孩子身上,孩子一次月考的失利、刚露头的“偏科”迹象,都会令人紧张万分。反过来,孩子处于青春叛逆期,学习压力也大,偶尔会和家长闹矛盾。“我又不能冲孩子发火。”张钰慢慢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影响到了孩子,“不是整天盯着她,成绩就能考好”。张钰称,跳舞成了自己释放压力的最佳途径,“白天有再多的苦恼,晚上一跳广场舞,管它什么,全部都给忘掉。”

彭玉钟说,当时他担心妻子的安全,也被她的坚持打动了。贺玉凤记得,自己当场就哭了,感觉一直不被人理解的事情,终于得到了支持。

延庆小河屯村妫水河畔的钓鱼人,常见到一个“捡垃圾”的短发老人。她拿着一个破旧的抄网,弯着腰在钓鱼人身后来回走动,手上的塑料袋里,装满了塑料瓶、泡沫板等垃圾。

一位业内人士向半月谈记者透露,生源“人头费”近年来水涨船高:“一名三年制中专生,最高开到2.6万元,一名五年制中专大专连读生,价格已开到6万元。”

7月3日,毛坦厂镇的高考生开始离校。新冠肺炎疫情阴影笼罩下,送考活动被“明令禁止”,没有横幅、没有鞭炮,仅有零星的烟花在白天窜上天空,留下一阵烟。有学生在楼顶放了一盏孔明灯,立刻被城管拿着高音喇叭“批评”。校园围墙旁的“神树”有专人把守,并放置了水管,以防家长来烧香。

刘七妹也要从毛坦厂这座陪读城“毕业”了。7月3日上午,澎湃新闻见到她时,她正在校门处录一段视频。录完后,又觉得表现不好,删了。当天傍晚,她和几名陪读妈妈一起,最后一次为爱听黄梅戏的老人唱了一曲。

沿着门前的砂石路骑三百多米,就到了妫水河边。

“家长其实比小孩的压力更大。”张钰说,作为农民家庭,陪读以后,开销全靠丈夫开公交应付,一年下来,在毛坦厂镇的房租及生活费即超过6万元,经济压力不小。“唯有拼命读书,才能让一大家子走出来。”如其他家庭一样,她期望孩子改变命运,不再重复自己的路。

因疫情影响,送考活动被叫停,有家长简单制作了标语给考生打气 。汪鵬翀 图

他们把可回收的瓶子和易拉罐堆在院子一边,又在门口的公厕旁开辟了一块十多平方米的空间,用来放不可回收的垃圾。“这些年,光矿泉水瓶就有三四十万个。”

此时,毛坦厂呈现出与其深山小镇身份不相符的“热闹”:数以百计的陪读家长分成了几拨,有人跳流行的“鬼步舞”,有人跳需两人合作的“水兵舞”,更多的人则跳健身操,不同风格的配乐混在一起。

——督促阳光招生无死角落地。在违规招生查处工作的内部会议上,一位教育部门主要负责人谈到,尽管近几年一直强调必须建立并统一使用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平台、严格执行网上统一填报志愿和公开、有序录取,但少数地方仍故意拖着不建平台或者不用平台,给招生工作“留口子”,谋取私利。下一步,要严格规范中职学校的招生信息发布、录取管理、学籍管理等,不给违规招生留下操作空间。

一名陪读爸爸和儿子提箱子离开。

她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理发店将重新开张”的状态,宣告了自己的“回归”。但对于离开,她又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惆怅,因为“这里是自己和孩子一起奋斗过的地方”。记者 何利权 实习生 孙蒙娜

把妫水河沿岸垃圾一块块“洗干净”

彭玉钟不理解,妻子不仅把能用的东西带回来,后来连垃圾也往家拿。沾着泥的破布,甚至是能引来苍蝇的卫生纸。

这几年,贺玉凤的手机捕捉过许多美景。一天清晨,她在妫水河畔拍下一段朝霞,河面映着岸上的绿树和天空的云彩,微波划过,各种颜色在水面荡开。

“哥哥姐姐们因为跳舞,身体变得挺拔,走路也有气质。”刘鸿开玩笑说,总有一种“走在路上被人欣赏舍不得动”的自豪感,“除了照顾孩子,大家也找到了在这里生活的其他意义。不少陪读妈妈离开毛坦厂,把水兵舞带回去,自己带团队。”

张钰是毛坦厂镇一支广场舞团队的组织者。队伍里一些高三陪读妈妈即将离开,她计划在高考结束后,解散微信群。而她则开始自己陪读生活的第六个年头。“铁打的毛坦厂,流水的兵。”张钰说,今年9月,又会有数以千计的陪读妈妈来到这里,届时微信群将再次组建起来,“欢迎新人”。

去河边捡垃圾的习惯,贺玉凤已经保持了24年。

1996年开始,贺玉凤和丈夫就会在出门遛弯时带上一个化肥袋,在河边捡一些塑料袋和水瓶。

谈及深山乡镇,人们多会联想到“封闭、落后”——但毛坦厂镇是个例外。2005年起,当地毛坦厂中学本科上线率一直维持在80%以上,这使它与衡水中学、黄冈中学齐名。每年夏天,近万高考复读生来此备战,随之而来的是陪读家长与高考经济。

贺玉凤浑身湿漉漉地回到家,告诉丈夫自己的遭遇。彭玉钟呵斥了她几句,然后给她做了一根新抄子,安慰她说,“以后不要再冒险了,碰到困难你叫上我,我跟你搭伙去捡。”

游客多的时候,贺玉凤就变得很忙,一天三趟往河边跑。凌晨3点就出门,中午去河边转一圈,晚饭后又回到河边。贺玉凤每天的行程有“十里水路”,她把这片区域划成自己的“责任区”。

2015年,女儿考入毛坦厂中学就读高一,张钰随之前来陪读。刚来毛坦厂时,日子单调得“可怕”。早上五点过起床给孩子做饭,上午收拾家务、外出买菜,接着回家做午饭。最难熬的“漫长下午”,则和其他陪读家长聊天打发。

凌晨4点,延庆农场家属区,一处低矮的红砖小院亮起了灯。

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有人航拍了陪读家长们的跳舞场景,标题是“毛坦厂陪读妈妈尬舞队”。45岁的张钰所在的群体是其中最受瞩目的一小部分人之一。她身上有多个“标签”,农妇、有五年陪读“生涯”的妈妈、小镇第一批“月嫂证”获得者,以及毛坦厂镇“人数最多广场舞团队的教练”。

对于加入舞蹈队的人,刘鸿和妻子都是“手把手地教”。因年龄相对小些,他一般称呼舞蹈队的陪读妈妈们为“大姐”。能够为大家提供锻炼身体的平台,刘鸿颇为自豪。

一位教育部门工作人员透露,比对近3年当地中职学籍和初中学籍的大数据发现,一批初中学校生源流向明显异常。

生源就是财源,农村生源被层层盘剥

比起荣誉,她更看重妫水河好的变化。她常常想起,自己幼时在妫水河边洗脸的场景,她说,如今的自己,更像一个“给妫水河洗脸的人”。

听说前往长沙参观的来回车费、餐费全包,小林觉得“看一看也无妨”。5月17日,他拉着3名同学一起上了一辆前往长沙的大巴。当天,车上共有51名初三学生。

多位业内人士给半月谈记者算了同一笔账,即中职学校至少可以从学生身上赚回5笔钱:一是民办中职学校可以领到国家提供的免学费补助资金每生每年2400元;二是学费一般每学年约为8000元至1.5万元,3年三四万元;三是“顶岗用工费”,即推荐学生在企业缺工时以“顶岗实习”名义上岗,收取数千到数万元“管理费”;四是以“套读专科”“技能培训”“考试资料费”等各种明目多次收取的杂费;五是毕业前将学生引荐给企业收取的数千元不等“招工介绍费”。

贺玉凤笑称,连7岁的孙子也要加入他们。“一到家便拉着我的手往门外拖,要去河边捡垃圾”。谈起以后,贺玉凤说,自己会坚持下去,到捡不动为止。

“镇上最早学水兵舞的人,都算是她‘徒弟’。因孩子毕业了,她离开毛坦厂,走前将舞队托付给我,说‘一定要撑下来,不能把队伍搞散了。”刘鸿称,旁人看来,这只是广场舞,但对“师父”而言,这是几年陪读生活的“寄托”。

毛坦厂镇没有可供年轻人娱乐的网吧、滑冰场、台球厅与KTV,遍布大街小巷的多是各类全托半托机构或辅导机构,以及制衣作坊。这种现象背后,有着平民家庭对“鱼跃龙门”的渴望。

贺玉凤记得,她七八岁时放学回家打猪草,常弄得满身是泥,就直接在妫水河里洗脸。河水很清,可以看到水底黄色和白色的石子。洗完脸后,她用手捧水喝,有时候,还会捧起几只蝌蚪。

贺玉凤从自行车车座下拿出几个揉成团的塑料袋,捏在手里。手电的光圈捕捉到一个“躺”在河边的矿泉水瓶,她倒出里面的水,在地上踩扁,然后塞进袋里。

利益链串起招生各方,“人头”卖出天价

“如果一个学校能正常招到足够的学生,为什么要依赖‘中间商’维持生存?从根本上化解这个问题,就要让民办职业教育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储朝晖建议,建章立制并加以落实,以现代学校制度来办民办职业教育,同时为职业教育创造更广阔的应用需求、发展基础和未来空间。

所谓“团队作案”,指的是招生贩子与初三毕业班的个别班主任、老师串通买卖生源。他们让老师对学生大力宣传特定民办中职,如果有学生报名,招生贩子则从中收取“人头费”,同时,将“人头费”的一部分以介绍费的名义分给老师。

起初,塑料垃圾对土地和水源有多大污染,贺玉凤不了解。她就让儿子从网上查数据告诉她。2008年开始,贺玉凤将垃圾乱扔严重的区域拍摄下来,向有关部门反映。很快,几个垃圾池和分类垃圾箱建起来投入使用。

家里小院变成“垃圾分类示范区”

在毛坦厂镇,校园铃声支配着全镇所有人的安排。何时起床、何时买菜、何时做饭、何时拉灯睡觉,以及什么时候应最大程度地保持安静,都“以孩子的需求为准”。12点半以后,家长们多会坐在屋外打盹儿,以保证屋内孩子的午休不被打扰。即便是同一栋楼里的两名母亲相互交谈,也一定是耳朵凑着耳朵。

但游客多了,贺玉凤留意到妫水河发生了一些变化。沿岸垃圾满地,河槽两边浮着一条“垃圾带”。看到这些,贺玉凤觉得心里堵得慌,她想尽可能把垃圾捡走,把妫水河一块块“洗干净”。

但不大的镇子仍然被来接学生的各地车辆填满,其中还有湖北、江苏等外省车牌号。毛坦厂中学一名负责人称,当天有9000多名复读生离校,六安市公交公司为此增派了20多辆车,增加毛坦厂镇和六安市区之间的运力。而在7月5日,尚有数千名应届生赶赴考场。

完整的一天中,属于家长们的时间只有两个半钟头。晚上六点钟后,家长们从小镇各处角落中涌出,走进美发店、旗袍店,到新修的公园散步,或聚集在远离校园的广场,融入到广场舞队伍中。

因为捡垃圾,她出了名,被亲切地称为“环保奶奶”,还被评为“北京榜样”。一些环保志愿者也加入进来。贺玉凤说,现在被带动来捡垃圾的志愿者有几万人。

“扔下的是垃圾,捡起来就是美德”。在所有评语中,贺玉凤最喜欢这一句。她说,希望更多人从自身做起,保护环境,“大伙不扔垃圾了,我就高兴了”。

到毛坦厂的第一个月,陈涵觉得生活特别封闭。照顾大儿子饮食起居、接送小儿子上学,“每一天都在重复这些”。“不是觉得累或不愿意做,就是,有点失去自己。”陈涵说。

一名制衣作坊老板称,镇上制衣工多是来自农村的陪读妈妈,因经济压力大,不得不在照顾孩子之余,从事兼职贴补家用。而他自己原本在老家开有制衣厂,儿子来毛坦厂中学读书后,他们“举家迁来”,在镇上租了两个门面继续制衣事业。“这边租金贵,挣钱本就不多,今年疫情,又耽搁了两个月。”但他实属无奈,“儿子调皮,得来管着”。

半月谈记者:袁汝婷 谢樱

在张钰看来,家长和学生一样,一届接着一届“毕业”离开,而她则似乎一直在“留级”。尽管其女儿早已从毛坦厂中学考入合肥一所高校,但小儿子正在毛坦厂读初三,即将中考,不出意外,以后三年,她仍会在这陪读。

贺玉凤吓得跑回了家。没多久果然下雨了,贺玉凤再次回到河边,从泥地里把垃圾一点点抠出来。

“毕业”不仅仅属于这些即将奔赴考场的学生,也属于那些离开故乡来毛坦厂陪读的家长。以年计算的陪读生活,在他们生命中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陪读爸爸刘鸿(化名)认为,和孩子租住在同一间屋子内,“一处处一年或几年”,以后很难再有这样的经历。“这也是一种历练。”他说,这个过程中,家长要学习如何理解孩子、表达爱意,以及在漫长且枯燥的陪读生活中,“如何自处”。

一支广场舞队伍合影留念,送别即将离开毛坦厂的“队友”。

多位受访者认为,在中职招生季,湖南主动彻查民办中职违规招生,近期曝光了8起典型案例并予以严肃处理,能在一定范围内形成震慑,为各地类似现象敲响警钟,值得肯定。同时也应看到,已曝光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民办中职院校招生乱象暴露出的中职教育招生生态之弊,亟待严厉肃清和规范。

“但捡垃圾不是一件体面事,那时候没有人理解我。”贺玉凤说,刚开始,丈夫彭玉钟也说她“不务正业”,觉得面子上挂不住,不再和她一起散步。

为了拉更多学生,“老师”们除了蹲守校门,还发起线上攻势。他们建起QQ群,发红包来激励学生“拉人头”。“群人数满100人,‘老师’就发红包,满200人又发红包。”小林说,群里每天都会发一些看起来很高大上的学校介绍,鼓动学生抓紧报名。“我所在的一个群,那个学校被教育部门曝光违规招生之后,‘老师’还在鼓励大家抓紧交钱预订学位。”

因为捡垃圾的经历,贺玉凤2017年被评为“北京榜样”,此后,还获得了“百名最美生态环保志愿者”“首都道德模范”等称号。

“大伙不扔垃圾,我就高兴了”

让她欣慰的是,几年前,当地开展妫水河生态治理,现在的河水已恢复从前的清澈。但这并没能让河边的垃圾彻底消失,贺玉凤说,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在这片区域安放更多的垃圾桶,找专人管理。

湖南省近期对一批中职违规招生行为彻查严处,通报了8起违规违纪典型案例,涉及部分中职学校、初中生源学校和社会中介招生贩子相互勾连的问题,并取消了相关学校跨市州招生计划。

贺玉凤家附近的河段在两镇交界处,她在这处小院住了34年。

进入7月后,位于安徽省六安市深山中的毛坦厂镇接连下了两天雨。3日,天气突然放晴,大大小小的车辆出现在镇上,造成街道堵塞,喇叭声此起彼伏。这天开始,毛坦厂中学1.3万余高三学生陆续离校参加高考,车从各地涌来接人,其中不乏外省车牌。

她决定去学“鬼步舞”。“每学期一百元钱,很灵活、特别快。到了傍晚,一天的饭做完了,也把孩子送进学校上晚自习了,这段时间就是全部属于自己的。”陈涵说,等跳舞结束回到出租屋里,又会重新投入到“陪读妈妈的角色”里,为孩子准备夜宵。

她原在老家经营一家理发店,生意好时年入10万,但陪读期间,理发店歇业,家中收入全靠丈夫。“为了孩子,没什么值不值的。这是我们父母要做的,做了之后就不后悔。”现在,刘七妹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终于可以回家挣钱了”。

妫水河的垃圾堆积起来,水面开始泛起污浊的绿波,“鸟都不愿意去了”。贺玉凤把这些变化写进日记,“写着写着就哭了”。

学生离校当天,毛坦厂镇有零星的烟花。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民办中职违规招生的背后,是其生存发展之困。

“跳舞培养了我的乐观性格。”张钰相信,跳舞同样能给其他陪读家长带来改变。当她拖着音箱出现在广场时,队友多会开玩笑地叫她一声“老师、教练”。“大家都说我跳舞有劲,我要有一天晚上不去(领舞),他们就说(跳着)没劲了。”张钰称未曾想到自己也会有做“老师”的一天。

慢慢地,去河边捡垃圾成为贺玉凤的习惯。

刘七妹打小就爱戏曲,在毛坦厂,她组织了一个“兴趣小组”,“全是高三妈妈”。一有时间,她就在网上搜曲目,学成了再教给别人。但因为大家“记不住词儿”,平时顶多搭伴玩一玩,唱不完整。“如果不找点感兴趣的事情做,陪读的生活会很单调。”刘七妹说。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在一起相关案件中,22名学生前往民办中职参观,其中19人交纳了3000元“学位预订金”。

为了坚持去河边捡垃圾,贺玉凤平日里很少出门旅游。孙子出生时,她也把丈夫留在家里,替她在“责任区”捡垃圾。离开的那段时间,贺玉凤还要每天四点半给丈夫打电话“查岗”。

——严查初中教师参与违规招生行为。从目前教育部门收到的各种举报线索来看,少数初中教师存在明目张胆向民办学校招生人员索拿卡要、收受招生“回扣”的行为;有的学校不按要求推送中职阳光招生信息、甚至歪曲招生信息,欺骗学生及其家长,甚至参与控制和买卖生源。业内人士认为,教师是接触学生的源头端,针对其违规行为应畅通举报渠道,严查严惩。

陪读妈妈刘七妹的女儿是复读生,她在毛坦厂的近一年时间里,拍了上百条视频发在短视频平台上,粉丝数上万。视频中的场景多是在毛坦厂镇公园里,她唱着黄梅戏或是“和其他姐妹表演庐剧”,“周围坐了一圈妈妈或奶奶”。

“(我)没有多大期望,作为家长,只是尽力而为,放手让他去做。如果定的目标太大,他有压力,倘若考不上,就没自信了。” 谭以辰对此似乎颇为淡然,“只有他自己努力、有理想,这才管用。”

2019年,毛坦厂镇新开了“家政培训班”,向农村户籍的陪读妈妈免费开放。张钰成为第一批报名参加者,并拿到了“月嫂证”。“不能因为照顾小孩,自己却被社会给淘汰了。”未来,张钰希望去孩子上大学所在的城市,从事家政行业,“给自己赚点养老钱”。

他举例说,某农村初中在2019年向某民办中职输送生源超过150人。“一所中职学校一届可能就招三四百人,一所初中就输送了几十上百人,生源输送高度集中,极不正常,我们怀疑是‘团队作案’。”

参观后,小林、西西等人被拉去听了一个讲座。“讲座老师一直在强调学校很火,很多热门专业名额有限,提前交3000元预订学位才能确保入学。” 西西说。

“没人理解的寒碜活”

她是贺玉凤,从小生长在妫水河边。24年来,她每天去河边好几趟,据她估算,在河边捡起的垃圾“有八九十万件了”。

看着精美的招生宣传册上气派的校园,大巴上的西西(化名)很兴奋,可到了学校,她彻底失望了:“实地一看,完全不是宣传册上的样子。学校在很偏远的郊外,一丁点大,教学楼破旧。带队老师指着一块块空地给我们‘画大饼’,说以后会有哪些规划。”

不久前,湖南一所偏远地区农村初中的初三学生小林(化名),刚一放学就被人盯上了。

离校日,家长和学生一起乘车赶往公交车站。

一手抓监管一手抓发展,从源头斩断灰色利益链

——完善制度提高违规成本和代价。湖南省中职办学水平评估专家阮海清说,教育部门三令五申,违规招生依旧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处罚力度较轻,违规违法成本较低。有业内人士建议,对“触红线”的违规招生学校,可暂停电子学籍注册、缩减招生规模、取消办学资格等,引导建立退出机制。

通过校外培训机构扩大“招生网络”,也是惯用招数之一。湖南主动查处的一起案例中,一所乡镇初中周边的培训机构,声称受相关中职委托组织“招生面试”,收取学生50元面试费,营造出一种“学校火爆,要竞争入学”的态势,实则是违规招生、夸大宣传。

6月25日晚饭过后,贺玉凤又推着自行车来到妫水河边。捡垃圾时,她会自然地哼起自己改词的小曲儿:“哎……山也高,水也高,龙庆峡水似翡翠,康西草原骏马飞;妫水河里鱼儿肥,海坨山下居优美……”

贺玉凤说,自己不开心时,就在妫水河边走一走,鸟在水面划过,咯吱咯吱地叫,令她心情舒畅。

西西告诉半月谈记者,一位身穿迷彩服的“教官”告诫参观的学生,学校进行军事化管理,尤其不准拍照。

一个人坚持多年的贺玉凤,尝试寻找帮手。2015年,贺玉凤发起成立了“夕阳传递环保志愿服务队”,定期到妫水河两岸、各大景区、海坨山冬奥会赛场等地开展志愿环保活动,一些高校的大学生也加入进来。贺玉凤说,现在被带动起来的志愿者可能有数万人。

作出这个决定,对全家来说,并不容易。“小儿子那时候置气,还跟哥哥讲,‘我放弃了我的朋友和学业,来乡下陪你一起读书’。”而对陈涵而言,则意味着进入全新的“社交圈”。

听完讲座后,一些学生打电话向家人要钱,还有些学生在现场通过微信转账交了预订金。对一些犹豫不决的学生,“老师”再次发动攻势。小林回忆:“我说暂时没这么多钱,老师说可以帮我垫付,下次再到我家来拿。”

“班主任只要推荐一人入学,就能拿到3000到5000元介绍费。”一位教育部门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个别老师受利益诱惑,在平时会有意无意向学生强调“升学难”,并顺势推荐学生去特定民办中职就读。“如果送几个学生到中职就能赚几万块,会不会有的初三老师宁可带差班,也不愿带好班?”

两小时后,贺玉凤拖着满满几袋垃圾回家,分类后放进门口的垃圾箱。

贺玉凤说起一次危险的经历。2000年的一个清晨,刮着大风,她在河边用树枝去够一块漂在水面的泡沫,脚底“刺溜”一下,滑到三四米深的水中。好在迅速抓住了旁边的柳树才爬上来。

一位陪读妈妈在学校门口录最后一条视频。

如今已62岁的贺玉凤,两鬓斑白,腰部也因劳损常觉得疼痛,却依然每天在妫水河畔骑行,捡钓鱼人和游客遗留的垃圾。

高三陪读妈妈陈涵(化名)有同样的感受。儿子就读毛坦厂中学后,一直住校。直至升上高二,儿子才问陈涵,能不能来陪读。“他说学习很累,又睡不好,吃不了这苦了。”陈涵觉得心疼,带着尚在上小学的小儿子来到毛坦厂镇。

62岁的贺玉凤像往常一样早早醒来。丈夫仍在熟睡,她拿起手电,在院子里找出3米长的抄子,推着自行车出门。

人群散去,河边却留下很多垃圾。而这个两地交界的河段,还没有负责清扫垃圾的人。

在广场上,刘鸿(化名)和妻子组织的“水兵舞”队伍或许最受关注。妈妈们身着样式、颜色一致的紧身裙,跟随音乐节拍跳舞,动作干净利索,吸引了不少围观者。刘鸿称,这支队伍是他从自己“师父”——一位来自安徽淮北的陪读妈妈手中接过来的。

晚上,她跑到广场上看人跳舞,“非常流行的,很多‘队伍’都在跳,我就跟着她们后面学。”这样过了一年,领舞的“陪读妈妈”离开小镇,为了不让队伍解散,张钰自己花钱买了一个大音响,担任起“领舞”的角色。

村民暗地里说她“精神病”,上学的儿子也被同学言语攻击,甚至还有来自游客的斥责。贺玉凤回忆,一次阴天,十几个年轻人在河边吃烧烤。因为担心刮风下雨将垃圾带入河中,她便拿着抄子去他们跟前收拾。一个小伙子脸色骤变,“你再捡就揍你!”起身便要踢人。

“这些农村孩子原本就是最弱势的群体,他们的家庭还指望着他们好好学一门手艺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最后却被忽悠到一些名不符实的学校,遭到层层盘剥。”一位教育部门负责人说。

“他在校门口和我搭讪,说一口本地话,却自称是长沙一所中职学校的肖老师。听说我读初三,就特别热情地给我买零食,让我拉同学一起去他们学校参观。”小林告诉半月谈记者,肖老师承诺,每拉一人报考这所学校,就为他“报销”3000元学费。

“你是农村的,唯一的出路肯定是读书。家长们这样想,天天给孩子(灌输)。小孩压力都大,尤其是复读生。”张钰说,姐妹们也常坐在一起聊,“月考考多少分、班级排名多少、有没有偏科”,诸如此类,“是大家最看重的”,也会有家长花数千元报辅导班,“孩子晚上11点下课了还不能回家,得去补习机构继续学”。

这条从延庆东北部发源的永定河支流,横穿整个延庆盆地,流淌18.5公里后,注入官厅水库。宽阔的水面吸引了不少钓鱼人和游客前来,但也经常留下一地无人理会的垃圾。

线下蹲守、线上拉拢,“招生贩子”全面渗透

儿子开玩笑说,“母亲眼里只有河边的垃圾”。

在毛坦厂镇外,停了数十辆外市车辆,等待载满返回原籍应考的学生和家长。“终于可以回家了。”候车时,安徽蚌埠籍陪读妈妈谭以辰(化名)感慨。今年开学晚了两个月,作为复读生,“儿子压力大”。“刚返校时,他吃饭不讲话,心里烦、焦虑。最近调整过来了,但多少还有些紧张。”谭以辰说,儿子去年高考成绩够上专科,复读一年后,想考个本科高校。

在毛坦厂镇新修不久的公园内,不少陪读家长聚在一起合影。在短视频平台上搜索“毛坦厂”,会发现陪读妈妈们身着旗袍拍下的“道别”视频。“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陪读生活即将结束,我们将原路返回。”一位妈妈说。

业内人士指出,民办中职招生肆无忌惮的原因,一方面是受利益驱动,一些民办中职学校的教育质量不高,软硬件设施落后,培养成本很低;另一方面是风险小,报名就读民办中职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是成绩落后、家境贫困的农村初中生,入学后通常不会反抗,也不善于维权。